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至今仍是地下黨

 有一個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既然香港現在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作為執政黨要委屈自己當地下黨？

這情況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回歸之前，沒有揭開中共在香港的面紗對中英雙方都有利。

對英國來說，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對中國來說，香港仍屬於中國；

只是國民黨及其過往在香港的活動使情況變得不易處理。

然而，香港並沒有因為國共內戰，以及中國和西方列強的長期衝突而分裂。

中英雙方心照不宣。

英國官方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以維護殖民地的團結，1997年以前對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隻字不提是個明顯例子。

在1995年和1997年，港英政府的立法會試圖以此話題展開討論，卻頭撞南牆，使左派人士近乎歇斯底里。

沉默的掩飾，使任何談論有關九七前中共在香港的事實若非難以啟齒，至少是非常尷尬。但是，這種做法卻成了習慣，延續到九七回歸後的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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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香港1967年的暴動就是由香港的中共黨員一手挑起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香港，因為他相信維持殖民地狀況對共產黨有利。

他的努力使英國意識到，67暴動沒有得到北京的全力支持。

到暴動結束時，由於香港社會對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徹底離棄，中共在香港的機構幾乎潰不成軍（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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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一篇在極有影響力的中央黨校出版物《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文章，提出了一種新思想，指出為了迎接挑戰，有必要另建一個由內地幹部和政府官員組成的第二支管治隊伍，負責管理香港事務。

該文章由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撰寫，而到了2009年4月香港才就此引發討論，但自那時起，它即為論戰提供了足夠的火藥。5 這篇文章也許會就中共在香港特區公開活動的利弊這一議題，引發實質性的討論（見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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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七後的第一個十年，恰逢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中國共產黨決定不再標榜自己為「革命黨」。6 相反，他們實際上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7 

過去，黨的任務是領導革命。

而今天，在黨的領導下，將要進行的是市場化的經濟改革。

換言之，詞彙和政策目標皆已改變，然而中共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沒有改變。

無疑，黨高高在上仍然是顛撲不破的核心觀念（見第二章）。

在中共嘗試逐步將人民參政引入政治體制之際，香港選舉制度的設計很可能影響未來內地選舉方式的演變。

中共收回香港的經驗很可能使其管理資本主義更得心應手。

中共認為，管理好資本家中的精英，就意味著可以管理好資本主義。

這就涉及需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繁榮與安定，並且要平衡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

香港的憲法《基本法》的設計，是通過分區和功能界別，將各利益集團納入選舉機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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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時會公布黨員總數，因此我們知道黨員總數已超過7,300萬。然而，由於共產黨在香港是地下黨，所以我們並沒有確切的黨員總數。

據許家屯透露，在80年代中期，已有大約6,000名黨員，估計一半為香港本地黨員，其餘則來自內地。31 據其他消息來源報道，1997年在香港的黨員分別約為1.5萬和2.8萬。32 

然而，另一種估計是，1983年至1997年，作為秘密計劃的一部分，約有83,000名大陸官員或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進入香港，以培養一股政治力量，進而獲得北京所期望的長遠利益。

創建這個第五縱隊的理念源於北京的「潛在的恐懼、懷疑和不信任」（見第九章）。33 

無論在香港共產黨員的真實數字是多少，發展到現在，這個數字可能已經相當大。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近47%的受訪者在上述調查中寧願表示不知道，因為他們意識到真相可能會令人不安。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共在香港繼續保持秘密活動，只會造成無謂的不安。

香港人已經認受中共無庸置疑的領導權威，他們所要求的只是中共表示出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誠意，包括尋求並實現《基本法》中明言的普選「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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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初期也曾提倡過普選。然而，中共現在的看法是，如果實現民主，可能就會結束一黨統治，也會因從政者利用社會問題和階級分歧拉選票，導致中國陷入混亂。

除了擔心選舉失敗，共產黨的精英們還對在西方「資產階級」模式下的普選中或會奪得權力的工人和農民階層持有偏見，認為工人和農民不適合擁有權力，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由於受大陸現代歷史的影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化了。

中共曾允許大眾對其政績公開討論，例如在百花齊放，以及後來短暫的民主牆時期，但因人民的負面反應太強烈，以致中共難以承受。

鄧小平以國家的教育水平低為由，試圖把敵視民主的觀念合理化，他後來在一次重要講話中將此理論用於香港。34

大陸有一種觀點認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首選模式，應該是用「依法管治」或「法治」的方式維持現狀，而不是實行民主。所謂「依法管治」就是以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維持法治，從而成為一個中立、透明、任人唯才的政府。

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在中央和省級制度基礎之上，只要共產黨能夠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一個反腐敗機構、一支有能力的公務員隊伍、一個自由的媒體、一個公開的審計系統和一個廣泛的協商機制，有可能約束自己的權力（但許多人會認為，期望共產黨約束自己的權力是不現實的）。

內地的一些學者指出，香港和新加坡被認為是使用依法管治來實現善政的成功例子。35 

在過去幾年中，香港憲法改革的討論已流於訴諸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政府刻意推動看似詳盡的程序和廣泛的諮詢，而最後得出早已預定的答案。這種風格的管治被稱之為「協商專制」，側重於形式，統戰部指示手下的許多機構參加多次協商，目的只是重申黨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