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naldo Momigliano）所說：「歷史學誕生於醫學與修辭學的夾縫之間。」

 在醫學與修辭學的夾縫之間

據說，史學誕生之時與醫學實為兄弟關係。確實，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與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皆為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人。兩人都是藉由過往之事來習得豐富知識。史家是思考過去發生的事情；醫生則是藉由解剖曾經活著的人的屍體，獲得判斷的材料。

儘管如此，史學與醫學之間，仍舊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異。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醫學所具有的急迫性。因為眼前的病患正刻不容緩地苦於病痛的折磨，所以醫生必須當機立斷地判別病狀，作出正確說明以及適當的處置措施。如此帶有急迫性質的醫學，首先要求的便是判斷及處置上的正確性。

與此相較，史學就不需要這麼重視時間上的急迫性。

舉例來說，試著思考最近經常被眾人拿來討論的「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問題。

歷史早已告訴我們，以戰爭當作解決紛爭的手段有多麼愚蠢，對於這一點也有許多足以作為佐證的事例。

甚至可以說「放棄戰爭」已經是必然的選擇。

然而，是否應該堅決地走到「放棄自我保衛的能力」這一步，卻又是截然不同的問題。

這應該要仔細、反覆地回顧歷史，回首人類一路走來的經驗，進而慎重地思考才是。

如此一來，也需要進一步追問，所謂的國家，抑或是關於祖國的形式與概念，究竟是否真的無可取代、值得加以重視與珍惜呢？

此時，可以發現史學還擁有另外一名兄弟。

這與如何「說明」事情的狀況有關。的確，如果對象是病患個人，那麼當下所需要的是緊急且正確的判斷。

但是，如果對象是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芸芸大眾，那麼就必須要考慮到人類的經驗以及世界的情勢，才能夠作出未來也不會後悔的決定。

這時，若是大眾願意傾聽史家的意見，史家便必須要具備有足以說服眾人的口才。因此，史學應該要有另一名兄弟：修辭學。

誠如二十世紀足以作為研究古代史史學家代表之一的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所說：「歷史學誕生於醫學與修辭學的夾縫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