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赵紫阳下台，没有用休克疗法
赵紫阳曾计划在1988年取得巨大进步，将经济特区扩大到海南岛，扩大自由市场企业的规模，并研究股份制如何运作。
他会见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并确信引入股份是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途径。
他着眼于香港，想把整个广东省变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改革实验。
休克療法（英語：shock therapy），一種總體經濟學方案，由國家主動、突然性的放鬆價格與貨幣管制，減少國家補助，快速的進行貿易自由化，這個類型的計畫，常會伴隨將原本由國家控制的公有資產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措施。
這種作法適用於原本採用計劃經濟或社會主義的國家，在面臨經濟危機，產生嚴重通貨膨脹時。使用這套方案，可以在短時間內遏制通貨膨脹與資金外逃，使經濟重回穩定。最早被認為源自米爾頓·佛利民。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將其改稱為休克療法。米爾頓·佛利民與傑佛瑞·薩克斯的主要差異，只在於兩者經濟自由化的規模不同。傑佛瑞·薩克斯認為推行私有化是穩定經濟秩序最重要的步驟之一。
智利[編輯]
公元200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有關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從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國情報機構在智利1973年發生的推翻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了政變的發動者奧古斯圖·皮諾契特。據這些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的前3周，決定拿出100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於美國情報機構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後也慘遭殺害。
當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1973年被美國背後策劃的政變推翻後，相傳傅利曼本人曾擔任獨裁者皮諾契特的經濟顧問，但他本人則於 1991 年時否認此事，並稱僅曾到智利短暫旅行過，但是願意為他的學生在智利的作為共同承擔功過（share credit）[20]。而他的數名學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及企業私有化；智利通膨此後雖然從1,000%逐步回落，但批評者質疑這是以極嚴重失業、食物供給短缺和企業破產的代價換來，民生為其改革蒙受了極大痛苦；在西方異議份子娜歐米·克萊因的震撼主義一書的批評下，揭露了大量傅利曼私有化主張下的嚴重官商勾結案例，造成了智利貧富嚴重不均的後果。此種震盪療法（或稱窒息療法）亦曾於不少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採行，同樣造成了極嚴重的官商勾結與擴大貧富不均的後果，令民生受到極大打擊。當傅利曼於1976年在瑞典領受諾貝爾經濟獎時，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議，直至皮諾切特倒台後，他才說：「市場變得自由，最終也會為人民帶來自由。」在他眼中，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中國大陸[編輯]
傅利曼曾於1980、1988、1993年三度訪華，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香港出版商將其他兩次中國之行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出版於《傅利曼在中國》一書[21]。
1980年他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畫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作等問題發表演講。傅利曼當時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在一場講座中，一位副部長問：「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製是怎樣運作的。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有可能走回頭路。
1988年9月19日，傅利曼在上海出席經濟會議後，於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獲中國共產黨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接見。會談從下午4:30至6:30歷時兩個小時，人民日報對此做了積極的報導[21]。當時中國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傅利曼認為中國應通過嚴格控制發行貨幣和政府財政赤字，儘快開放價格管制「結束」通貨膨脹 [22]。
1993年10月，他最後一次重遊中國，與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還訪問成都和重慶。
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改革建議並沒有直接在中國落實，價格雙軌制一直到六四的刺激才結束，但1988年陪同傅利曼訪華的張五常認為，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後來制訂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傅利曼學說影響，較美國更優勝，一直在傳媒宣揚自由經濟學說的《壹週刊》社長楊懷康認為傅利曼的思想，為近代國企私有化奠定基礎。早年傅利曼兩名中國學生，都是國內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另一位是陳觀烈，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香港[編輯]
傅利曼1969年來港，與時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相識，兩人均相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但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來自於傅利曼。英國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時，目的是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因此香港奉行簡單及低稅制、無外匯管制，亦無意插手商業營運，造就自由經濟體系。
在傅利曼宣揚自由經濟學說時，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身為猶太人，他斷言如果以色列採用與香港相同的經濟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應該是實際的兩倍，而國民生產毛額會是實際的4倍。
1995年，傅利曼預測港元會在1997年回歸後的兩年之內消亡[23]。
在傅利曼四處宣揚，香港的簡單稅制及無外匯管制等即為世界所注視，而傅利曼的學生在世界各經濟機構身居要職，進一步把「香港模式」的聲望推高。但回歸後，他多次質疑香港背離自由經濟原則，1998年香港爆發金融風暴，港府耗資千億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評香港政府「瘋狂」、欲將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24]（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在這篇評論文章發表前，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曾公開表示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起香港政、經界廣泛爭議。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評曾蔭權所辦的「幼稚園學券制」未經適當考慮，該政策原定不資助私立幼稚園學生，傅利曼指此舉違背學券制增加競爭及提升學校質素的出發點。他回覆香港報章《南華早報》及《明報》訪問時指，政府應提供「普及學券」，令任何幼稚園小孩都受惠。
冰島[編輯]
傅利曼在1984年的秋天拜訪了冰島，在冰島大學與許多知名的當地學者會面並且進行演說，談論國家干預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參與了一場即時的電視辯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挑戰現場許多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了未來的總統奧拉維爾·拉格納·格里姆松。當他們向傅利曼抱怨參與他在大學的演講必須繳交入場費時（而他也因此在冰島豎立了這一新制度），傅利曼則回答道：當然許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講都沒有向聽眾收取費用，但是重要的問題在於，舉辦這些演講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錢如果不向出席的聽眾收取，難道要向沒有出席的大眾徵收嗎？傅利曼說他認為向出席演講的人收取入場費，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著傅利曼參與了一場公開餐會，當一名冰島政府的中央銀行官員出場時，主持人開玩笑的簡介道：「如果傅利曼的政策在冰島被實踐，這個官員可能會丟掉工作。」傅利曼則迅速回覆道：「不，你並不會失業。你只是會換去做一些對市場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傅利曼的拜訪和演講對於冰島獨立黨產生極大影響，包括了後來在1991年成為總理的戴維·奧德森，奧德森在上任後立刻實行了激進的金融和財政穩定措施、大量的民營化、減少稅賦（包括將公司所得稅從45%減為18%）、引入捕魚業的漁場使用地帶權利、取消政府對於虧損企業的各種補助、自由化貨幣和資本市場的流動。依據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在1975年冰島被列為全球經濟自由第53名的國家，到了2004年已經大幅進步至第9名了。而依據傳統基金會的調查，冰島則是全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五名的國家，這一切都是在戴維·奧德森任職總理的13年半任期內帶來的改變。在2004年，冰島獨立黨的領導人蓋爾·哈爾德成為了冰島總理，他也跟從了類似奧德森的政策[25]。
愛沙尼亞[編輯]
雖然傅利曼從沒有親自拜訪愛沙尼亞，他的《選擇的自由》一書對於當時年僅32歲、後來成為愛沙尼亞總理的馬爾特·拉爾產生極大影響，拉爾後來宣稱這本書是他在任職總理前唯一一本讀過的經濟學書籍。拉爾的改革經常被認為是促使愛沙尼亞成功從蘇聯式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至現在被譽為「波羅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傅利曼所一直提倡的，拉爾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頭稅制度。拉爾在2006年獲得了卡托研究所頒發的彌爾頓·傅利曼自由獎。
也是因為拉爾對於傅利曼理想的實踐，愛沙尼亞近年來在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經常被列為是最自由的幾個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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