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英阿戰爭與中英鴉片戰爭關係

 1842第一次英阿戰爭與1840-1843中英鴉片戰爭關係

在政治时机上，中国很不走运。

1842年夏天，英国在阿富汗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后［只有一人生还］，需要一场武器的壮举来恢复对其本国统治精英的信心。

在1841-2年冬天从喀布尔撤退的过程中，整个军队损失惨重，波廷格的一个亲侄子被杀，另一个受伤并被扣为人质。

这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反动与改革的时期，是贵族与崛起的新阶级之间的较量，也是一场关于统治权是由功绩还是由出身决定的大胆的新辩论--对于那些了解它的人来说，这是与通过考试选拔出来为中国国家服务的功勋精英的一个诱人的比较，即使皇帝的满族人担任着中国的重要职务和指挥。

在战争的后期阶段，英国将其在战场上的野心委托给了世袭贵族。

埃尔金勋爵、一群骑士和一位出身显赫的海军将领，他们都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某些情况下还很英勇；而其在中国沿海的外交官则为包括一位公爵、一位子爵和五位伯爵在内的外交秘书服务。

几乎无法想象19世纪上半叶给予贵族的尊敬、崇拜和非凡的特权，"当时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写道。

1842年，威灵顿公爵本人在73岁时重返英国陆军，担任终身总司令，他坚定地认为 "军队不应受到下议院的支配"。

然而，英国在中国的冒险也促进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

它造就了发家致富的企业家，也提拔了像约翰-鲍林这样的行政人员，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多面手，在成为香港第四任总督时才被封为爵士，还有哈里-帕克斯，一位粗鲁的语言学家和外交官，"他是一个典型的自信的、背景平平的人，抓住了帝国提供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在东部治理帝国的人或在东部发展的人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

对于英国的中国政策来说，其利害关系不仅仅是一块 "贫瘠的岩石 "和鸦片的利润。

这也是关于权力和控制。

在中国的英国军队由购买委任状的绅士领导，这是威灵顿所支持的制度，他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军队与社会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系，避免出现导致欧洲军事专制主义的那种职业化的军队。

军事力量保障了英国的商业，并扩展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领地；它不应该受到民选政治家的干涉。

在阿富汗的一次成功的惩罚性远征和对中华帝国的胜利证明了这种观点。

1842年1月1日，埃爾芬斯通與叛軍達成了協議，叛軍保證駐軍及其家屬能夠安全撤出阿富汗。[8]五日後，英軍開始撤退。隊伍總人數為16,000人，當中有4,500個軍人，12,000個平民。大部分士兵都是印度人，只有一個由英國人組成的團，第44步兵團（英語：44th (East Essex) Regiment of Foot）。

吉爾扎伊戰士在隊伍經過山口時發動了突襲。隊伍在險惡的峽谷中行進了30英里（48公里），渡過喀布爾河，最終在甘大麥（Gandamak）遇襲。此後，隊伍只剩下了40多人，失去了馬匹，只能依靠雙腳前進。地面冰凍，沒有遮掩，糧食只能維持幾個星期。隊伍的武器只剩下幾支火槍，幾把軍官用的手槍和幾把劍。第44團全軍覆沒，只剩下蘇特爾上尉（Cpt. Souter），費爾中士（Sgt. Fair）和七個士兵生還，全部被俘。[9]隊伍唯一到達賈拉拉巴德的成員是威廉·布萊登（英語：William Brydon）醫生（Dr. William Brydon）。